景观十年：求索心路与践行历程

1、景观十年的宏观背景

有关公开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过去10年，中国的GDP增加了约12万亿，城市化人口增长近10%，相当于10个大洋洲的人口，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了280万公顷，相当于5个上海；而与此同时，耕地减少了250万公顷，相当于1.4个浙江省的耕地；在这10年中，我们看到高速公路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到2007年底，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4.1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行车族享受四通八达的畅快的同时，我们却看到广大的土地被破碎，乡土社区被分离，自然过程和生物流被切割；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完毕，这标志着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主体工程完工，除了建成世界最大的大坝外，中国还有世界上最多的水坝，共计2.5万多座（而美国仅有8700多座），中国地表水系统发生了毁灭性的改变，大量河流死去；1998年中国经历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洪水（长江洪水位最高，尽管洪水总量不是最大），“严防死守”成为妇孺皆知的口号，于是，在此后的10年里，我们看到的是百年一遇，五百年一遇的防洪堤牢牢锁住了长江、黄河、珠江和漫长的海岸线；随之，我们又看到长江的白暨豚消失了，太湖蓝藻泛滥了，洞庭湖的鱼大片死亡……；这10年里，全球气候变暖的阴影笼罩整个世界，并越来越令人毛骨悚然，如果海平面的上升和沙漠化离我们尚远而使我们无动于衷的话，当看到发生在眼前的日益干枯的河流、大面积消失的湿地，日益下降的地下水时，我们的危机感就不再是杞人忧天的了；作为对干旱缺水的应对，我们看到南水北调工程在延伸，不久，将成为中国大地上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横跨南北。从1999年昆明世博会开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即将举办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城市的美化运动可谓此起彼伏，我们看到因此而出现的超尺度的公共建筑和市政建设，大马路和大广场，创造了这个时代中国式的城市景观；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发表，由此，景观巨变的洪流从水、路网络和城市，蔓延到广大乡村和大地；而就在此时，发生在四川的汶川大地震，使山川毁容、城市毁灭、道路断绝，恐怖的景观埋葬了8万生命。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大地景观的巨变，五千年未尝有过。

景观是社会形态的反映，是社会的价值观、审美观和整体意识形态在大地上的烙印。从这些大地景观格局与过程的巨变中我们也看到，我们始终在学习、在觉醒、在认识人与自然和谐的意义、在领悟生存的真谛。经历1998年的大洪水后，1998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的若干意见》，随后，从1999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为改善生态环境做出了实施退耕还林和退耕还湖的重大决策，国土景观因此发生了许多积极的改变；2004年2月16日，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明确提出暂停城市宽马路、大广场建设，尽管城市化妆运动并没有因此而终止，城市景观却因此也成为国家高层关心的议题；2003年，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并于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会议上写入新的党章，同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这是一个执政党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中国大地景观必将因此而翻开新的一页。

中国的景观设计学科和职业的建设和发展，正是在上述宏大的社会和经济巨变，及其投射在大地上的生动背景上展开的。在有限的篇幅里，要全面展现这一史诗般的宏大场景，显然比较困难。我只能从个人的经历，类似于一场大剧中的一个群众演员，来回顾一下自己是如何踩着时代跳动的节律，演着自己的角色。

2、十年求索的个人经历

国土生态安全和人地关系和谐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不明智的土地利用和城市扩张使大地生命机体的结构和功能受到严重摧残，使大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全面衰退，包括洪涝和干旱灾害频繁、地球生命系统的自净能力下降、物种消失、城市特色破坏等等。10多年来，正是针对中国严峻的人地关系、国土生态安全和城市化等重大命题，我自己及所在的团队进行不断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我力图在生态科学与景观、城市及区域规划实践之间架起桥梁，使关于生命土地的科学认识在景观界面上体现为物质空间的结构语言，最终使土地利用及城市发展的规划更科学明智。

首先在国际上系统地提出景观安全格局的理论与方法，继而提出“反规划”理论和基于生态基础设施的规划方法论，并全面地应用在国土规划、城市与区域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中，并在多个部委和城市的规划建设决策中起到积极作用，完成多项具国际影响的示范工程。

2.1景观安全格局在研究中我认识到，中国人地关系紧张矛盾的解决途径，并不仅仅在量的关系中，而更重要的是在空间格局的关系中，为此，早在哈佛大学就读博士期间，在博士论文中我就提出景观安全格局的概念（LandscapeSecurityPattern），试图通过建立关键性的景观格局来维护国土生态安全。受中国围棋空间战略的启发，我提出通过对空间中关键性的格局的控制，以高效地保障某种自然和人文过程的健康和安全的设想，即景观安全格局（SecurityPatterns），后陆续发表在国内外学报上。景观安全格局研究的特点是把水平景观过程作为一系列控制的过程，这些水平过程需要克服空间阻力来实现对景观的覆盖和控制，要达到最有效的景观覆盖和控制机会，就需要占领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元素、局部、空间位置及联系。在中国土地极其有限的背景下，景观安全格局在如何高效地利用土地，特别是对协调保护与土地的开发之间的矛盾具有实际应用价值。1998年以后，又先后主持两项自然科学基金，继续开展景观安全格局研究，并付诸大量的规划实践。这一基础性的方法论探索，为以后关于国土、区域及城市的景观生态规划和生态基础设施网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当然，许多技术性的难题还有待克服。

2.2生态基础设施在研究中我们认识到，中国国土生态安全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部门之间的条块式管理和以单一功能为目标的“小决策”，体现在土地上各种生态过程和景观格局被分裂和破碎。为此，在景观安全格局的理论研究和大量城市与区域景观的规划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我和北大景观设计学研究团队系统地提出和完善了生态基础设施概念（EcologicalInfrastructure，简称EI），用以整合生态系统的各种服务，将各个单一过程的景观安全格局在大地上整合成为完整的景观安全网络，并提出建立城市、区域和国土EI的空间战略。

EI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续地获得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services）的基础，这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游憩、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是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并进一步可以扩展到以自然为背景的文化遗产网络。正如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具有前瞻性的市政基础设施（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城市生态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的EI.生态基础设施这一名词本身并非我首次提出，国际上有人曾经用过EI名词，但都只作为一个描述性词汇出现在生物保护领域中。而我的贡献在于将EI进行了系统而明确的定义，并将其作为整合各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遗产保护功能的景观格局，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引导和定义城市空间发展的基础结构，体现在：

（1）将EI与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结合起来，强调基础性景观结构的综合服务功能，包括雨洪管理、生物保护、遗产保护和休憩等，使EI具有科学的功能衡量指标，提高了国土规划、城市与区域规划，特别是国土生态安全规划的科学性。

（2）将景观安全格局作为判别和建立生态基础设施的基本技术手段，并与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相结合。

（3）将EI作为国土生态安全，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基础性结构，并在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次上与现行国土和建设规划相衔接，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基础结构。

最近北大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完成的国家环保部委托的科研项目“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以及北京市国土局委托的“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使我们检验了从国土到区域和地方各个不同尺度的生态基础设施网络建立的系统方法。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推广到全国各地的国土与城市规划中。

2.3“反规划”

在研究中我们认识到，导致系统性的中国城市生态与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是现行规划方法论和规划体制，就必须对以“人口-规模-性质”为导向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物质空间规划方法论进行全面的反思。现有城市与区域发展规划方法（即“人口-性质-布局”模式），并不能使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生态基础设施得以实施，生态与和谐的理想很难在旧的发展规划模式下实现，为此，我们提出“反规划”途径，并实践了从“逆”的规划方法和“负”的规划成果入手，通过建立生态基础设施，引导和定义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空间发展。该途径强调：

（1）一种“逆”的规划程序——首先以生命土地的健康、安全的名义，以持久的公共利益的名义，而不是从眼前的开发商的利益和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做城市和区域的土地规划。

（2）“负”的规划成果——颠倒城市建设与非建设区域的图底关系，在规划成果上体现的是一个强制性的不发展区域及其类型和控制的强度，构成城市的限制和引导性格局，而把发展区域作为可变化的“图”，留给市场去完善。这个限制性格局同时定义了可建设用地的空间，是支持城市空间形态的框架。它不是简单的“留白”或仅仅是不建设区，而是生命土地完整的、关键性结构。

（3）综合的解决途径：“反规划”途径试图通过建立生态基础设施——一种保障自然和人文过程安全和健康的景观安全格局——综合而全面地解决国土生态安全问题、城市生态、特色以及形态问题。

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可操作的方法和大量案例。“反规划”是中国版的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urbanism），也是中国当前生态规划的可操作途径。“反规划”

一经发表，便在城市与国土规划，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领域引起强烈反响。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评论，并引起规划界一些“权威”的强烈抵制和封锁。而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反规划”得到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广泛欢迎，看到北京的总体规划始于“反规划”，深圳大张旗鼓进行“反规划”，还有台州、东营、菏泽等城市的领导，都在“反规划”中找到了走出传统规划死胡同的路径。在由发改委主持的中国主体功能区的规划中，我们同样看到“反规划”所起的作用。近几年来，建设部从《城市规划编制方法修编》到《城市规划法》的修改，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反规划”思想的影响。最近国土部门的土地利用规划也在认真汲取“反规划”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反规划”宣告了：是景观而非建筑，将决定城市的发展形态和特色；是生态过程和格局，而非人口与社会经济的预测和假设，应该并终将决定城市的空间发展和布局。

2.4生存的艺术及对传统园林的批判在研究中我们认识到，千百年以来，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和自然界作较量与调和，以获得生存的权利，这便是景观设计学的核心，是一种生存的艺术。而这门“生存的艺术”，在中国和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阉割了。虽然造园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关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虚假的。因此，要确立景观设计学作为生存艺术，必须拨开云雾见太阳，必须从批判和揭露封建士大夫的传统园林开始。为此，从1997年回国开始，我对所谓园林“国粹”写了一系列的批判性文章，并同时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园林绿化误区进行了揭露。这种揭露体现在包括对圆明园防渗工程的批判中。传统园林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城市环境建设、城市化妆运动等种种误区的重要根源，是新文化思想运动必须、却没有能扫除的封建残余。这些批判也为当今某些视中国古典园林为国粹的遗老遗少们所不容，甚至挟风景园林学会名义，发布红头文件，对我于2006年在国际IFLA大会和ASLA年会的主旨报告大泼污水，大扣帽子。实际上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误读和歪曲了我的立场和观点。我的立场是：传统园林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切勿以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传统的名义，赋予遗产以解决当代中国所必须面对的环境问题的重要使命，中国需要新的园林，甚至新的学科，这门新的学科，即景观设计学。它在中国另一种传统中找到其源头，这种优秀的传统是关于人与土地关系的生存的科学与艺术，而不是帝王士大夫的消遣艺术。这种生存艺术的传统是中国大地之所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真实基础，是丰产的、安全的、美丽而健康的“桃花源”的基础。

在当代中国，人与自然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农业时代的“桃花源”将随之消失，中华民族的生存再一次面临危机，包括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和精神家园遗失的危机。这也正是景观设计学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景观设计学应该重拾其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来面目，在创建新的“桃花源”的过程中担负起重要的责任。为了能胜任这个角色，景观设计学必须彻底抛弃造园艺术的虚伪和空洞，重归真实的、协调人地关系的“生存艺术”；它必须在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在寻常和日常中定位并发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虚幻的“园林”中；在空间上，它必须通过“反规划”来构建生态基础设施，来引导城市发展，保护生态和文化遗产，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谐。正像古代的“风水”格局维护大地自然过程的健康和安全一样，当代中华民族的生存，依赖与建立在一个能维护生态过程安全与健康的生态基础设施之上，这因此也将是当代景观设计学的核心内容。

2.5批判城市化妆运动，倡导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在研究中我们认识到，中国城市之所以贪大求洋之风盛行、景观庸俗堆砌，根源在于小农意识、暴发户意识和封建极权意识之积垢。不扫除这种积垢，高品位的城市景观就不可能形成，节约型的生态城市就与中国无缘，广大乡村的乡土文化景观和乡土自然景观也将得不到保护，中国的人地关系危机将不可能解决。我们的城市、建筑和景观，如同当年胡适批判过的文言文一样，充斥着“异常的景观”或称之为景观的文言文。它们言之无物，无病而呻；远离生活、远离民众，远离城市的基本功能需要；它们不但模仿古人，更好模仿古代洋人和现代帝国洋人。看那些远离土地且远离生活的、虚伪而空洞的、所谓“诗情画意”的仿古园林，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会以古罗马废墟和圆明园废墟的亡灵，再施以各种庸俗不堪的、花枝招展的化妆之能事，便生出了一个个中国当代城市景观的怪胎。而要扫除封建积垢，创造当代中国的景观和城市，就必须将新文化思想运动进行到底，彻底批判两千年来的封建意识形态，在专业上要批判帝王和封建士大夫的传统造园思想，倡导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回到土地，回到平常，回到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创造新中国的新乡土。这种新乡土是源于中国这方土地的、满足当代中国人需要的、能用当代技术与材料、最有效地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生态与环境问题、能源与资源问题，也就是中国人的持续生存与生活问题的新景观。

2.6乡土文化景观与工业遗产也是基于对乡土景观和白话景观的认识，我们开展了乡土文化景观的研究，并从中学习。我开始发现乡土景观魅力的是20年前的“风水”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风水”是一种乡土景观，它不同于士大夫和皇家的建筑和景观，深层的含义乃是其生存的艺术。为此，我从人类系统发育过程中的生存经验和民族发展的文化生态经验两个层面，对“风水”模式的深层含义进行了揭示，提出理想“风水”模式乃是中国人生物与文化基因上的图式。1998年之后，关于乡土景观的研究扩展到了更广阔的田园和聚落，并更多地与规划设计实践相结合。从研究云南红河地区的乡土文化景观开始，到川西平原乡土文化景观的研究和设计实践、藏区文化景观的研究和设计实践，再到最近针对新农村建设可能带来的乡土景观的破坏，进而广东顺德的马岗村规划案例研究，这些都反应了我对乡土景观的迷恋。这种文化景观的核心部分是田园，是一种生存的艺术，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是千百年来人类与及自然过程和格局相适应的智慧结晶，它承载了特定地域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的历史，同时也为当代人应对生态环境和能源危机带来新希望。

面对新农村建设高潮的来临，我预感到大规模的乡土景观破坏即将来临，于是，当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一出台，便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关于保护和谐社会根基的两项建议，即《尽快开展“国土生态安全格局与乡土遗产景观网络”建设的建议》和《关于建立“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的建议》。获得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分别为国家有关部门所采纳，积极推动国家文物局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并注重乡土文化遗产，也积极推动了大运河国家遗产廊道的研究，以及大运河申遗工作，并推动了国家环境保护部进行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

也是基于对乡土景观和白话景观的认识，我们开展了中国工业遗产的研究和改造利用实践。中国的工业遗产长期以来没有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系统，大量看似平常的、生锈而“丑陋”的工业遗产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被彻底毁弃。正像我们曾经不文明地对待古城古街一样，我们正在迅速毁掉工业时代留在中华大地上的遗产。为此，从1999年开始，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和土人设计就开始了工业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实践，其中完成了广东中山粤中造船厂的改造利用工作（岐江公园），此后，又主持了沈阳冶炼厂旧址设计、苏州太和面粉厂改造设计、北京燕山煤气用具厂旧址利用设计、上海2010年世博园中心绿地设计前期研究、以及最近的首都钢铁厂搬迁的前期研究工作。我们从众多的成功和失败中积累了经验，同时借鉴国际工业遗产的研究成果和实践案例，特别是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宪章。在此基础上，我于2006年4月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关于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建议》，并主要起草了旨在保护工业遗产的《无锡建议》。2006年4月18日，由国家文物局主持，在无锡召开的中国首届工业遗产会议上通过了《无锡建议》，标志着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工作正式提到议事日程。 随着对乡土文化景观研究的深入，对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中国大地上丰富的线性文化遗产和遗产廊道的研究，也日益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事实上，我的很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的研究课题都与这方面的内容有关。最近完成的国土尺度上的线性遗产网络研究，在中国大地上辨识出17条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并对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战略意义的文化遗产线路，使我们的视野扩展到了整个国土。

2.7新乡土景观示范认识到示范工程的重要意义，我主持在全国实施了众多城乡生态环境建设和城市发展的示范工程，它们都曾在国际各大权威专业杂志被广泛介绍、引用和评论，并有幸在国际上多次获奖。这些项目都是针对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环境、能源与资源问题的示范工程，是作者一直在倡导的“新乡土景观”。其中，广东中山的岐江公园体现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倡导一种尊重乡土文化与乡土环境的新伦理、新美学，化腐朽为神奇，使一处寻常的造船厂旧址，成为广受市民和游客喜爱的新城市景观和游憩场所，并唤起国人对工业遗产的重视；沈阳建筑大学的稻田校园，倡导节约土地和白话景观的理念，把中国农业生产过程完整地、活生生地再现在当代城市的校园中，把景观作为生产过程和体验，让年轻的中国人能感受“耕读”的意味，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浙江永宁公园，通过建立城市的生态防洪体系，整合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倡导与洪水为友的生存艺术，而非简单的工程或化妆艺术；绿荫里的红飘带——汤河公园，倡导如何用最少的人工干预，将当代艺术与生态有机结合，使自然废弃地有效地“城市化”，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自然系统及其生态服务的完整性，成为节约型城市绿地的典范；而“反规划”之台州案例，则系统地运用“反规划”理论和方法，进行城市空间发展规划，实现精明保护与精明增长的有机结合。

实践证明，这些示范工程在推动城市和区域的生态环境建设，特别是推动节约型城市绿地的建设等方面，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2.8教育在实践中我们认识到，在中国现行体制下，生态规划的理念和成果必须通过城市和区域建设的决策者来实现，教育和感化他们不得不成为当代科研工作者的重要责任，为此，我和李迪华合著出版著作《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4年内重印近10次），并给市长班和部长们授课，市、局长以上干部受益者数以万计。如果景观是人类意识和价值观在大地上的投影，那么，通过改变决策者的价值观和环境意识，便是创造良好景观的最有效途径。

单一的科研和项目不足以解决中国系统性的人-地关系危机，而传统学科在应对严峻的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方面又有很大局限，重建人地关系和谐的重任有赖于一个新的学科体系和大量专业人才，他们必须有对土地伦理的清晰认识、系统的科学武装、健全的人文修养并掌握现代技术。这样一门对土地进行系统的分析、规划、保护、管理和恢复的科学和艺术就是景观设计学，更确切地说是“土地设计学”。为此，我不遗余力推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与我的同事们一起创建了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并在地理学科下开创了景观设计学理科硕士学位点和风景园林在职专业硕士学位点，由此，极大地带动了全国相关专业的学科建设，并直接推动了国家有关部门新设的景观设计师职业的确立，并定义该职业为：谐调人地关系，使城市、建筑和人的一切活动与生命的地球和谐相处的科学和艺术。

10年的努力，使我深刻认识到，要解决中国严峻的国土生态安全和人地关系危机，必须系统地突破和创新，包括观念、理论、方法、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甚至包括“科学研究”本身的概念和机制，并投身于社会实践。只有这样，“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再造秀美山川”、“创造生态文明”才不会成为空话。这些便是我10年来之所思所虑者，也是10年来我之所行所为者，是也非也，聊以为善论者资，成乎败乎，聊以为后来者鉴。